Eoniq為了製造高質素的手錶, 師傅表示每日人手製作一隻以保證質量。
香港製造以高質量創造新機遇 政府推動創科工業尋轉型之路
「現時我們的師傅每天可以生產到一隻錶,即使我們想擴張市場,但我認為一隻一隻錶造,其實亦是我們品牌珍貴之處,」香港鐘錶製造品牌Eoniq的市場總監李心儒直言。
作為Eoniq市場總監李心儒想盡辦法推廣品牌,為求讓更多人知道Eoniq,協助其增加知名度。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工業開始沒落,有不少廠家都因為成本以及中國開放等各種原因, 把工廠遷往內地或其他成本更低的城市或國家。然而,近年卻有不少人開創本地品牌,堅守「香港製造」,想將其發揚光大
即便香港發展工業的成本高昂,但本地生產並非毫無出路。「香港的優勢就是檢測認證高,加上香港是個廉潔的社會,所有監管都做得非常嚴重,」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建議香港生產業不應該走低端產品路線,反而要向高端產品路線走,可以仿效日本、德國等國家,追求「工匠精神」(Craftmanship),提升質量或可以令他們突圍而出。
莊太量雖然認為香港沒有必要再發展第二產業,但仍然認為香港製造業依然有出路。
作為手工鐘錶製作品牌Eoniq的出貨率並不高,客人甚至要排隊訂製鐘錶,「目前我們仍然是慢工出細貨,作為鐘錶品牌,我們很想做一隻香港製造的機身,做好前輩、前人留下的東西,」即使現時Eoniq單靠販售手錶,尚未達到收支平衡,李心儒指Eoniq依然會堅持生產香港製造的手錶。
為了堅持製作香港製造的手錶,推廣香港品牌,Eoniq除了專注於提升產品質量以外,亦堅持在香港完成主要的生產步驟,「很多品牌雖然在香港設計,
但他們會選擇在瑞士可能做最後一個生產步驟,可能最後有個瑞士師傅上了最後一粒螺絲,或者做了某些步驟,就可以標明為瑞士製造,產品價格可以加多個零,但我們不會這樣做,」李心儒認為香港製造不單止是一個潮流或噱頭, 亦不僅是想要賺錢,而是一個情意結、對本地製造的堅持,更對品質的承諾;Eoniq 對本地製造的堅持是希望可以更以香港的設計和工藝,創造出獨特的產品,將香港製造的鐘錶推廣至世界。
Eoniq單靠生產的香港製造手錶,尚未能達到收支平衡,但他們仍然堅持製作。
其實有不少香港品牌一直備受世界關注,就以香港本地醬料品牌李錦記為例,他們的醬料總部位於香港,但其實他們在世界各地,例如中國、美國洛杉磯以及馬來西亞吉隆坡均設有生產基地;得益於香港嚴格的食品安全和品質管理,作為本地品牌的李錦記在這兩方面獲得多項國際認證,分銷網絡遍佈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
「香港的優勢就是,我們是一個很廉潔的社會,所有監管都做得非常嚴格,對比起一些發展中國家或以發展經濟體,政府監察不足,商家為了競爭而作出沒有底線的行為; 我們(香港)更有優勢發展高質量的產品,走高端產品路線,」莊太量認為香港想要繼續發展製造業,應該要利用香港的食品和產品檢測認證高的優勢,在質量上樹立了良好的口碑, 就像李錦記的醬油一樣,一直以來都受到廣泛的認可。
作為在疫情期間成立的專門生產香港製造枕頭的Re Pillow Co.的創辦人,梁禮恒亦同意提升產品質量還能夠增強消費者對品牌的忠誠度,「每間公司都面對不同的困難,但是(我)始終覺得如果產品做得好的話,公司的營業額就不會太差的,始終產品就是你最好的宣傳的工具。」梁禮恒和莊太量都不約而同地認為香港本地品牌想要長期經營就必須要提供高質量的產品,「(要做到)遮住「香港製造」的標誌,都可以吸引到客人購買,」與此同時,梁禮恒認為「香港製造」這個標籤在目前敏感的香港社會並不合適,或許會導致產品過於政治化,因此他反而更加專注於提高產品的質素,以吸引及鞏固客源。
Re Pillow Co.的創辦人梁禮恒希望可以生產高質量的產品,以吸引更多顧客、打響名堂。
在面對高成本以及有其他強大競爭對手等因素下,即使商家想要透過提升產品質素推廣「香港製造」,但是想要令製造業在香港重新站穩陣腳、再次復興,毋庸置疑地需要政府的支持;而香港政府在復興工業方面則有另一個取態——發展創新科技。
香港曾在半導體及電子產業上擁有輝煌的歷史,如由摩托羅拉半導體(香港)公司於 1995 年設計並生產的「Dragonball 龍珠晶片」,大埔工業邨也出現過生產矽晶片的本地企業,雖然基於多種原因, 香港輕工業未能繼續發展、逐漸式微;但是早前創科公司賽昉科技和超聚變(XFusion)合作研發,發布專為數據中心而建立的自主研發晶片「獅子山」,重新點燃香港發展輕工業的可能性。
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極力推行創科,自2016年起,行政長官於每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反覆提起「再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以推動智能生產、吸引高增值科技產業和高增值生產工序,協助工業升級轉型,使相關企業「再工業化」,轉向高增值生產。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更曾表示希望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提升本地研發的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至不低於1.5%,並期望在未來十年內,將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從目前的1%提升至10%。
而香港科學園作為香港科技園公司(由政府設立的法定機構)旗下、香港其中一個以高科技及應用科技(包括生物醫療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電子、綠色科技及物料及精密工程)為主的研究基地,雖然進駐不少的科技公司,亦集資超過千億港元;然而香港目前的科技生態系統尚未完善,莊太量提出加上土地、空間、資金和資源分配不均,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本地人才都會傾向選擇讀律師、醫生、工程,根本沒有本地創科人才,難以發展「新型工業化」。
莊太量亦指出科學園和數碼港雖然提供資源和資助,但部分初創企業過度依賴補貼,導致創新成果缺乏產品化及市場落地,最終成功的企業大多都想被外國企業收購,無法為本地經濟帶來持續效益;亦因此香港的創科難以成長,「可能在科學園每一百間企業裏面,只有一兩間能成功,但最後他們並不想生產,只等等待收購,賣給美國,而香港政府給了這麼多支援和金錢資助到,最後成功但仍然是沒有任何新產品。」
Re Pillow Co.和Eoniq作為本地製造品牌,對於政府推行「再工業化」卻不抱期望。其中,梁禮恒認為政府反而應該放任市場自由發展,讓市場決定是否應該再度工業化。「其實我寧願政府不要提供太多資助,雖然確實幫到部分同行,但也有些人只是為了拿錢然後Quit,」他強調政府毋須插太多手。
而Eoniq亦有嘗試申請政府的資助,但步驟繁瑣且難以取得,「他(政府)會希望你生產會不會含有AI的成分、ChatGPT融合的手錶,令你的手錶可以每天告訴你,你要做什麼運動等功能,」但作為機械鐘錶的生產商,李心儒表示Eoniq並沒有考慮加入相關元素。在作為床品生產商梁禮恒被問及會否因應現時的創科潮流而在產品中考慮加入相關元素,他就指產品目前並沒有創科元素,但未來或會有機會嘗試。
在2005年至2023年期,香港CPI上升接近三倍; 而且 工業僱員平均薪資亦由15萬港元,上升至近30萬元, 物價以及人力成本上漲導致製造業更加難在香港生存。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香港製造業的黃金時期逐漸遠去。1970年代末,香港製造業面臨多重挑戰,隨著勞工工資上漲、土地成本飆升,加之贖罪日戰爭後的石油危機對全球能源供應的衝擊,香港工業一度陷入低迷。而當時歐美國家對香港實施貿易配額限制,以及東南亞新興國家以廉價勞工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吸引外資,進一步加劇了香港製造業的競爭壓力,製造業的發展開始受阻。
在香港進行經濟轉型後香港工業的機構單位以及就業人數依然持續下降,從2005年的約12,000個機構,至2023年只剩下約6500個機構;就業人數亦在18年內減少超過一半,只剩下約77,000人。
與此同時,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經濟特區,以吸引包括港資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北移,將工廠生產線遷往內地,享受低成本的優勢。而自1980年代,香港第二產業開始走下坡,香港的經濟逐漸開始轉型,發展高增值行業。到199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結構已徹底轉向以服務業為主,製造業的地位大幅下降,從事生產的工廠幾乎完全消失,「香港製造」亦因而大幅減少。
除了工人成本外,租金成本亦是香港本地廠家想要繼續發展的窒礙,在少於40年間,上升了超過四倍。
然而並非所有香港工廠都已經遷往內地或倒閉,本地企業放棄生產工序,專注於前期的研發、設計和後期的管理、支援活動,「雖然八十年代後香港工業息微,但是其實還有很多製造業的中心都是在香港,」吳嘉豪指香港先前的工廠,在八十年代後慢慢轉型為供應鏈上流,「就以玩具廠為例,其實現在玩具這行業並不是消失了,只是他們轉為了貿易公司,專門幫其他玩具公司達到不同的國際安全要求」。
身份認同隨時「退潮流」 本地品牌消費面臨挑戰
近年香港經濟未如理想,外圍經濟亦因美國加息以及新冠疫情受到重創,影響本地以及旅客消費, 但而受惠於社會運動、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近年的移民潮,市民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有所增加,「香港製造」亦重新被提起,為一些標榜為「香港製造」的本地生產廠家帶來更多的潛在客戶。有不少人趁機建立本地製造品牌,以「香港製造」、「本地品牌」 作為他們宣傳的關鍵字。
「很多人移民的時候,我們反而(Eoniq)有很多訂單 因為他們心裡面很想要這東西(香港製造的手錶),所以寄去海外給海外香港人其實也多的」李心儒認為自家手錶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情意結,或是一個他們在海外的一種身份認同,因此會有將要移民或者已經移民的港人特意前來購買。作為生產香港製造枕頭的Re Pillow Co.的創辦人,梁禮恒亦認同移民潮反而有利於產品出售,「其實反而移民的人是最想購買一些香港製造的東西。」
香港本地蛋白粉製造品牌叁七廿一的創辦人Bryan 則認為對比起移民潮,疫情才是讓更多有志人士決意創立本地製作品牌的主因。「我認為疫情是一個轉捩點, 我會想重新塑造香港品牌,透過製作本地生產的產品去宣傳香港,讓更多人可以認識香港。」Bryan 指出雖然他決意創立品牌亦有受到香港身份認同的影響,但絕對並非主因。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周亮博士指出身份認同並不是在近幾年出現,其實這件事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特別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可能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開始了,「 前些年有很多報道或口號都會建議『用消費去投票』,或者是用消費去做政治上或者社會上的選擇,」周亮認為因為港人沒有辦法公開參與政治,因此他們會利用支持「香港製造」的產品的消費模式, 表達自己的訴求和取態, 他認為香港製造並沒有因而變得蓬勃,只是人們在當下作出的選擇而已。
在今年暑假期間,香港百年腐乳品牌「廖孖記」在爆出食安問題後宣佈結業,不少港人旋即搶購市面上僅餘的存貨,甚至有移英港人花費91英磅(約910港元)購入9樽「廖孖記」腐乳;然而,事件峰迴路轉,在食物安全中心揭發「廖孖記」並沒有在香港廠房中生產腐乳, 而是在內地廠房加工後,在社會上引起不少迴響。有市民自覺被騙多年,而「廖孖記」時仼負責人廖晃業則認為產品仍是「香港出產」,沒有欺騙消費者,「我們好像沒有隱瞞(消費者),因為我們從來都無講過,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講我們是『香港製造』,我們亦不敢」。
作為專門研究香港文化的學者,周亮指出其實市民看重的根本不是香港製造。他以美心月餅作為例子, 儘管美心作為香港品牌,而他推出的月餅亦在香港製造及包裝,但是美心卻不會受益於「香港製造」這個潮流的影響,反而因為社運或會導致其營業額下滑,「 (其實香港人)是想透過這種消費行為去支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果產品原材料並非出自香港,而是出自內地以外的國家,但標明香港製造, 依然不會引起社會大幅的迴響。」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周亮博士指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可能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開始了
雖然市民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有所上升,但部分本地製造廠家卻認為「香港製造」並不能夠為公司帶來長遠而穩定的收入來源, 有學者認為「香港製造」只是一個潮流。
「『香港製造』只是顧客的品味和偏好的轉變,它(『香港製造』)未必是一個長久的東西,」香港亞太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暨中大亞太經合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吳嘉豪更直言「香港製造」只不過是個熱潮,和巴黎奧運掀起的運動熱潮一樣,不是一個長久的東西。周亮亦同意香港人對於「香港製造」的態度容易隨着時間、社會政治環境而改變,「沒有人可以很清晰地知道香港製造,將來究竟會被如何 重新定義;又或者我們(香港人) 發現透過購買香港製造的產品已經沒有辦法再表達到自己的立場,在那時候可能香港製造就會『退潮流』。」
阿Mak已經不再執着於光顧黃店,他認為這個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已經沒有用途。
因為不同的政治立場,香港不少年青人會將商舖、食肆分為黃藍,而阿Mak正是其中一員。曾經他亦會因想向政府、向社會表達自己對於政權的不滿而只光顧「黃店」,但他的想法在疫情後反而有所改變,「事實上香港大部分的商家、食肆,都是藍的,而黃店亦越來越少,其實別無他選,而且似乎即使繼續堅持下去,亦不會有任何改變,難免會令人心灰意冷,難以堅持。」阿Mak 現在已經不會再理會商舖的政治背景,抑或是產品的來源地,甚至週末假期有空北上遊玩。
「(我覺得)身份認同不會是一個潮流,當然這個(身份認同)是一個可能會上上落落的一個趨勢,」梁禮恒認為「香港製造」並非一時的潮流,但同時他亦提出單靠「香港製造」並不能吸引更多的顧客,他認為香港正面臨的人口結構變化,繼續使用「香港製造」作為產品銷售噱頭,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會令產品潛在客戶縮小,「香港多了不少來自國內的新香港人,雖然部分人依然對香港的東西很感興趣,但是你不能夠保證以後都是這樣,(最差的情況)可能是他們已經覺得不需要搞甚麼『香港製造』。」
「香港食品法例和一些監管相比起其他地方,更能給予別人信心, 再加上對於我們來說,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亦是一個主要的市場,」 作為專門販售香港本地口味蛋白粉的廠家來說, Bryan 並不認為「香港製造」會是他們產品的一個「負累」,「我不覺得有需要去刻意去剝奪它( 香港製造) 或者隱藏給人知道它的存在,可能有些公司覺得在哪裏生產對他們來說是不重要的, 但對於我們公司來說很重要。」